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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发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各有其界限，受到宪法发展规律的内在约束。

(31)遵循这一逻辑，建立宪法人格尊严条款与民法生命尊严条款之间的关联，无疑可以为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确立更高层面的宪法依据。二是适用条件的严格限定。

鉴此，将生命权作为尊严死亡的权利基础，有必要分析其在尊严死亡领域的具体体现。经审查评估，对于不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情形，医生应当拒绝有关申请。(29)这一规定认可了尊严死亡的方式和价值，完善了国际人权公约的生命权保障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按相关规定申请开办康复医院、护理院、中医医院、安宁疗护机构或医务室、护理站等，重点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所需的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护服务。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强调指出：尽管认可个体自治的人性尊严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成员国应当采取足够措施，在不违反公约义务的前提下，预防自杀行为，特别是处于脆弱状态下的个体的自杀行为，包括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个体。

病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中主要涉及病人申请、决策能力和预先医疗指示的效力等问题。(53)作为医疗法律制度的特殊分支，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构建，包括限定尊严死亡对象、确立病人知情同意规则以及建立具体适用程序等，应当体现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坚持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切实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而爱普斯坦教授则在20世纪80年代就公开为洛克纳案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宪法通篇找不到separation of powers的字眼，但三权分立却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自齐玉苓案以来，美国宪法学的引入一直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理论增长点之一。那么如何突破司法审查范式的桎梏呢？首先的选择自然是从法院的学说(doctrine)回到制宪者的宪法(document)。因此，宪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代际对话(convers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与多种宪法传统的综合，而不能是狭隘的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的统治。

即便是在中国，每一位法学院的学生也都熟知现实主义的标语口号：法律的生命从来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可以证明言论自由之先在的，当然不仅这一个the。

事实上，在美国头五位总统内，仅有亚当斯一人膝下有子，而也就是这唯一的例外，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在其父卸任四分之一世纪后当选为合众国的总统。在这一问题上，阿克曼与阿玛有一个著名的辩论。在新宪法通过、新政府建立后，反联邦党人并未因对宪法的反对而遭秋后算账。在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审查理论看来，这一白纸黑字的条款自然不可能成为什么宪法问题。

我在这里不希望讨论这一叙事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希望指出在理解美国宪制时这种以法院为中心的宪法叙述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上述的宪法宾语化、司法化、接轨化的问题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至少是到了有一些宪法学者做出及时转变的时刻了。在鲍比特教授应邀所作的《宪法经典》一文中，他则直接列举出13种美国宪法经典：《独立宣言》、必要与适当条款、第九修正案、第十修正案、联邦最高条款、联邦宪法序言、《联邦党人文集》、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斯托里的《美国宪法释义》、道格拉斯1860年在苏格兰的演说美国宪法：亲奴隶制还是反奴隶制？、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霍姆斯大法官的《普通法》与《法律的道路》。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绝不意味着在宪法理论上的闭关自守。

这样结尾当然不是我自认为此处所论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经典。因此，宪法文本的研究绝不仅是查字典式的抠字眼，而应该是text、history 与structure的一种结合。

简单地说，不要说阿克曼那虚无缥缈的新政修正案是在篡改制宪者的宪法，甚至阿玛所反复强调的白纸黑字的第十六修正案都是一种篡改，因此，宪法意义的追寻就是要回到建国者的宪法，但这唯一的宪法经典却被进步主义运动与新政所放逐。鲍比特教授还列举了九种可能的备选项，主要为宪法学者的经典论著(如毕克尔的《最不危险的部门》与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

没有哪一种宪法经典的集合可以取得宪法学者的共同认可，但至少有一些经典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因此，经由伍德在20世纪60年代的开创性历史研究，阿克曼教授重新发现了联邦党人的宪法思想，寻找到一个宪法第五条之外的高级立法通道，展示着新政修正案作为一个宪制的存在。举例而言，在参议院内的大法官任命听证时，大法官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不是如何理解宪法的某个条款，而是如何理解布朗案与罗伊案。甚至在1798年，亚当斯总统曾邀请退休的华盛顿重掌美国军队以备战，华盛顿重新出山的条件即为由汉密尔顿出任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此书的经典命题是阿克曼提出的一部宪法，三种宪制(One Constitution, Three Regimes)：美国经历了由联邦党在建国时建立的原初宪法，共和党在重建政治中建立的中期共和国，以及民主党在新政期间建立的现代共和国。但该书的关键贡献在于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研究的全部。

在2006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霍姆斯讲座上，阿克曼教授发出重新定义美国宪法经典的新号召。(2)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60年中所形成的经典文件、决议、讲话及宪法性法律与案例，以及由此上溯在中国现代革命历程内出现的宪法学说。

阿克曼的《我们人民》正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不仅是因为那些围绕着宪法文本之外的不成文宪法，而且因为那些存在于宪法文本之内的看不见的宪法却伯教授的原文如下：my interest is less in what＇s invisible ‘around the Constitution than in what is invisible within it.。

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书中由作者亲手绘制的看不见的宪法6G镜像，它们分别是Geometric、Geodesic、Global、Geological、Gravitational、Gyroscopic的解释方法。无论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都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单纯地列举由鲍比特教授提出的宪法解释形态在这里毫无意义。保守派的宪法理论甚至认为，美国历史内宪法意义的产生只限于建国的那一刻。虽然不是全知全能，不是无往而不利，但最高法院总是宪法故事里的英雄：在人民自己陷入危机状态下的歇斯底里时，在华盛顿的政治家计算着日常政治内的私人得失时，当宪法舞台上需要高级法的守护者时，联邦最高法院就是救世主。因为这篇评论所做的只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它无意也无力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东西。

斯卡利亚大法官曾经告诉他的同袍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美国宪法。最新的研究表明，罗伯茨的转变更多的是最高法院宪法学说的结构性演进，而不是在总统政治压力下的退让，但无可否认，法律现实主义已经由昨日的异端变成今日的正统。

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比较宪法学所可能提供的分析性概念与框架，更在于中国宪法本身就是中国重新纳入世界体系与开始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如果说阿玛教授在《美国宪法传》展示了美国宪法的文本之旅，那么哈佛法学院的却伯教授则在《看不见的宪法》中告诉我们，宪法文本只能是宪法研究的起点，因为在宪法的字里行间还漂浮着一个看不见的宪法。

再进一步，如果说上文罗列的宪法学研究体现了一种共同方向的话，这在美国语境内就是重新定义美国宪法经典(constitutional canon)。由于却伯教授的数理功底，这种解释方法或许不太可能为人所复制。

本文选编自《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进入专题： 宪法经典 。我在这里自然没有资格给出什么是经典的判断，它应该是经由辩论而形成的共识或准共识。它既区别于外国宪法学和比较宪法学的研究，也区别于有关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因为在18世纪的北美大陆，最有可能在35岁前就享有全国范围声望的政治家，要么是在战争中出现的国家英雄，要么就是来自名门望族的太子党人(favorite sons)。

爱普斯坦教授数年前曾出版著作《进步主义者是如何篡改宪法的？》。所谓宪法经典，在中文语境内就是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应该研究些什么，一种研究对象的问题。

也就是说，无须等到罗斯福新政的宪法时刻，1913年的修正案早已否定了自由放任的中期共和国。在亚当斯与杰斐逊的总统竞选期间就有报纸警告，杰斐逊更值得信任，因为他只有女儿。

但是，回归宪法文本并不是鼓吹简单的文本主义。而在形式上，宪法经典的殿堂不仅表现为费城制宪的宪法文本及27条修正案，它还应该包括超级先例(super precedent)与超级立法(super statute)：前者如1954年的布朗案，后者如1964年的《民权法案》。